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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管理轉型的五大方向

【 信息來源:admin 】 【添加時間:2012-11-01 10:35:01 】 【新聞點擊量:

文/陶希東

  中國入世10年的發展歷程表明,在全球化和人口紅利雙因素推動下,我國創造了經濟發展的“世界奇跡”,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成為全球議題,但是漸進式改革和傳統經濟增長模式本身也決定了我國無法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和“風險社會”的潛在邏輯,中國社會正在進入深度轉型的陣痛期,社會管理創新任重而道遠。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全面轉型,我們的社會管理方式也應該同步轉型,努力創建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、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社會管理新模式。具體而言,應該從以下五方面推動社會管理方式的轉型。

  一是理念轉型:從控制型管理向服務型管理轉變。撇開社會管理這一概念的科學性而言,社會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,社會管理的實質是服務人,滿足人的需求。但遺憾的是,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下,只要說到“社會管理”,絕大多數人就認為是管理者依靠權力或威懾力去約束、限制被管理者,強迫被管理者遵紀守法,即想方設法把“相關人”“管住、管好”。在現實中某些地方的“禁止越級上訪”是典型的依靠權力壓制權利的控制型管理舉措。在人們不斷追求合法權利的發展型社會,這種“高高在上”、“以我為主”、“以權壓人”的控制型管理方式,除了不斷制造社會矛盾外,不會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。當務之急是,我們要把黨的“為人民服務”這一崇高宗旨全面貫穿在社會管理之中,樹立“服務民眾、滿足民眾基本需求”的核心理念,全 面推 行“問題 導向”、“需求導向”、“顧客導向”、“效果導向”的服務型社會管理新理念。

  二是機制轉型:從封閉孤立型管理向跨界合作治理轉變。當今社會是一個建立在信息網絡基礎上的橫向社會、流動社會,尤其是在互聯網、微博、手機等新媒體的推動下,傳統封閉的社會事件越來越成為跨邊界、跨時空的社會公共事件。因此,僅僅依靠政府力量、抑或依靠單個行政區政府或某個部門的力量管好開放、流動、復雜的社會,幾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。因而在管理機制上,我們應該推動封閉、孤立式的社會管理模式向開放、互動的跨界治理模式轉變。這一轉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:其一是推動單部門管理向跨部門治理轉變。摒棄部門化利益,加快構建跨部門聯動協同機制、信息共享機制,構筑“無縫隙、無障礙、無空白”的新型社會管理格局,尤其是在外來人口管理、食品安全管理、公共危機管理、水環境管理、社會救助等領域率先建立跨部門協同機制,全面克服“多頭管理、相互推諉”的體制瓶頸。其二是推動從行政區社會管理向區域社會公共治理轉變。尤其是對跨界犯罪、流動人口、社會保障、流浪兒童等跨行政區的社會生活現象,積極搭建跨行政區邊界的跨界協作平臺,實行多個行政區政府協商、互動、合作的跨界治理。其三是推動政府主導型管理向政社跨界治理轉變,發揮政府、社會組織、企業、社區居民、新聞媒體等多元主體的力量,通過協商、協作、互動的方式,整合社會資源,實行三方跨界治理。

  三是方法轉型:從歧視—排斥型管理向平等—包容型管理轉變。如有學者所言,“歧視是對特定人的不公平、負面的或傷害性行為。歧視是一個連續體,從仇視的言論、回避、阻撓、肢體沖突到種族滅絕”。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表明,在社會政策缺失或社會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,經濟的快速增長并不會自動形成包容的社會,在某種程度上反而加劇社會歧視或社會排斥的程度。現實中大量存在身份歧視、殘疾歧視、疾病歧視、外貌歧視、地域歧視、學歷歧視、戶口歧視等現象,是一種不正常、不健康、不文明的社會心理表現。正是歧視造就了不平等、不包容的社會管理方法,諸如“女工鉆洞上班”、“同工不同酬”、“同命不同價”等都是嚴重的歧視性管理舉措。社會歧視、社會排斥是制造社會矛盾、制造社會不平等、制造社會仇恨的根源所在,值得每個社會管理者高度警惕。面對一個流動開放的社會,為了讓每個人體面地勞動、有尊嚴地生活,就應該采取平等、包容的社會管理方法,努力消除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阻隔、門檻、壁壘和不公正的排斥性規則,促進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正常流動、公平公正與文化融合。

  四是路徑轉型:從應急運動型管理向制度自覺型管理轉變。與非常態社會的危機管理相比,一個常態社會是以制度規范、社會理性、政局穩定為顯著特征的,而常態社會的國家治理要求維護型公共政策及常規性的、程序化的公共管理。但長期實踐表明,在治理資源薄弱條件下我國的社會管理走出了一條“運動式治理”的路徑,表現為特定時期的“嚴打”、“專項治理"、“集中整治”等,具有顯著的臨時性、突擊性、應付性特征,缺乏長效性、制度性和自覺性。隨著社會利益矛盾的復雜多元和社會治理需求的進一步增加,社會管理需要突破傳統的“路徑依賴”,重在要通過體制機制建設、社會政策建設、基層社會建設、法制建設等制度建設路徑,不斷健全和完善社會有序運轉的規則和程序,提高社會的自我組織、自我管理水平,最終促進從應急運動型管理向制度自覺型管理轉變,實現社會管理的制度化、科學化和長效化。

  五是價值轉型:從物質生產型管理向精神生產型管理轉變。新城市社會學理論認為,城市是一個既包含物理、又包含社會和精神的三位一體的空間存在。這就告訴我們,社會管理尤其是城市社會管理,除了強調物化形態的管理外,更應該注重人們的精神價值重建,讓社會充滿誠信、友善、公平、正義、包容、良知等人性關懷(仁義禮智信),賦予城市社會一種內在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動力,全面提升城市社會的精神生產力。從“攙扶老人反被訛詐”到佛山“小悅悅事件”表明,當前我們的社會管理仍然處于“見物不見人”的物質型管理階段,如何充分發揮幾千年來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精髓,讓每個社會成員自覺踐行基本的道德準則,全面提升人們的精神文明程度,積累更富有的精神生產力、民族凝聚力,將是未來社會管理發展的新境界和新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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